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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间，《世界文学》主编高兴专程到郑州来和我们一起商议“田中禾文学创作60年暨《同石斋札记》新书研讨会”一事。经过三个月的精心准备，是年11月下旬，研讨会在郑州如期举行。会议当天，陈众议、贺绍俊、王彬彬、张清华、高兴、陈东捷、宗仁发、沈卫威、徐兆寿、田原、程士庆、朱燕玲、何言宏、王守国、孙先科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人民文学》《花城》《作家》等学术机构、文学期刊的专家学者、编辑家以及河南本土的作家、评论家共90多人齐聚一堂，从不同的切入点对田中禾从1959年5月出版长诗《仙丹花》至2019年的60年间的文学创作成就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一晃，四年过去。2023年7月25日，田中禾先生离开了我们。在这些日子里，我的记忆时常回到那些与先生相关的日子。那次研讨会对田先生的文学生涯来说，是值得重笔一书的事件。研讨会开幕的当天下午，主持会议的高兴让我首先发言。其实，在会议之前我写过《田中禾先生的文学风雨路》一文，将其6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59年至1979年，这可以算是他的酝酿、试笔期。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至1994年，这个阶段田中禾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其中以荣获1985—1986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五月》和中篇小说《轰炸》、长篇小说《匪首》为代表作。这个时期的作品多以故乡为背景，以个人情感为题材。独特的地域文化，真切的乡土气息，以及对人性的关怀，构成了他这一时期小说的叙事特色。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在《诺迈德的小说》《姐姐的村庄》等为数不多的中短篇小说里，田中禾除保留着第一阶段的艺术追求外，主要是在结构形式和叙事方法上自觉地进行了各种探索和实践，融入了强烈的现代意识。第四个阶段是2010年至2019年，以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十七岁》《模糊》以及四卷《同石斋札记》的散文、随笔为代表。特别是三部长篇小说，均以新颖的叙事手法和娴熟的叙事语言，深刻反思自我，思考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命运，形象地展现了中国人在20世纪的心路历程，代表着他在创作上的最高成就。

我和田中禾先生是忘年交。在信阳鸡公山，我们两家曾合住在一幢楼里，一个锅里搅勺子好几年。所以，他的许多作品，我是最早的读者。不光是他后期的创作，他前期的重要作品，我也都研读过，我在研讨会上大致说了如下几个与其作品相关的话题。

第一是用生命书写。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但无论怎样虚构，都与小说家的个人亲身经历和认知是密不可分的。生活的亲历是命运，生与死都迎面而来，无法躲避。田中禾的写作是对命运的思考和认知，这从《父亲和她们》里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他写的就是自己的家族在历史中的命运。在《十七岁》里，父亲过世以后，母亲独自撑着家中的天，小说中的“我”以孩子的目光，小心翼翼地领悟母亲在困难中的智慧、坚韧和善良。还有《模糊》里的二哥，也是以自己的亲人为原型：二哥、母亲以及整个家庭，与这个家庭相关联的人物等等。所以，田中禾写的都是自己命运里经历的东西，也就是说，田中禾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的。

第二是人物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我们应该注意到，《父亲和她们》里的马文昌和《模糊》里的章明都是热血知识分子，但又是被改造的对象。一个人的命运在历史的巨浪里无法左右自己。而马文昌与章明的悲剧在于，他们的被改造不但是来自时世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还来自传统中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就像权力意识渗透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一样，《父亲和她们》与《模糊》中，传统中的习惯势力也渗透在我们历史进程中的每一刻。

第三是清醒的文体意识。田中禾是一位具有文体意识的作家，我们从他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匪首》是通过一个家庭的三兄弟、一个女性来再现我们民族的精神意识。《父亲和她们》围绕父亲、母亲等人的线索展开叙事，除此之外还有“我”这条暗线，正是这条暗线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叙事纲目，把另外几条叙事线结合起来。在这样的叙事文本里，到处充满路径，不同的路径各具意义。《模糊》也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新疆寄过来的书稿，书稿内容是关于二哥的；二是“我”到新疆寻找已经失踪多年的二哥。小说通过与二哥相关联的四个女性等众多人物，来讲述一个热血青年的悲剧命运。在写作中，田中禾强调文学的创造性，并坚持个体立场与批判意识，基于对中国历史和当代生活的思考而赋予作品深刻的思想性，在文学创作中对叙事语言、小说结构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和实践。这些因素终使他成为一位难得的具有文体意识的作家。

记得那次研讨会后，《文艺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与众多的网络平台都作了报道。会后我着手编选《田中禾文学创作60年论文集》，思绪一次又一次回到会议的情景里去。记得乔叶、陈峻峰、汗漫等都在发言中说到了田中禾在文学创作上对他们的关照与引导。“田中禾对于文学的庄重态度，对于处于喧哗和浮躁中的这一代人来说具有启示意义。”汗漫这句话我非常认同，因为我本人对此也感触颇深。

我初出道时还在故乡的一所小学里任教，从那时起田中禾先生就开始关注我。我们最初的一次关于文学的通信发表在《文学自由谈》上，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田中禾后来出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时主管文学创作，由他出面组建河南文学院，把我和行者、李洱从基层调进来搞专业创作。田中禾提携后辈不光是在文学观念上的言传身教，还体现在工作实绩上。王剑冰在研讨会上说：“为能办好《散文选刊》，我们是经常在一起切磋、探讨，细致到无法细致……他管着好多个部门，但是对于《散文选刊》的改革发展，他常常是跟我一起谋划。他说，‘要把《散文选刊》打造成中国散文的风向标’。田中禾先生为文学事业操碎了心，而且那种尖锐性、先锋性、前瞻性让人敬佩。”

如果说汗漫说的是田中禾作品的文学品格，那么王剑冰说的就是田中禾的人格魅力。我和田先生这些年的交往中，感触最深的是从他身上时常流露出的傲骨——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我们都知道田中禾原名张其华，1941年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一个商人家庭。他三岁失去父亲，连年的战乱在他的童年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20岁的时候从兰州大学三年级退学立志成为一名作家，在随后的20年里在郑州郊区、信阳平桥、南阳老家尝遍人间的酸甜苦辣。他的傲骨，是一个人在面对现实种种挑战时始终保持自我生命的尊严。田中禾先生逝世后，家人遵照其生前遗愿不举行任何告别和悼念仪式，不举办任何纪念会和追思会，这仍是他傲骨的一种具体体现。

田中禾在2019年11月27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的访谈《没有人强迫给你的大脑植入芯片》中，说透了其文学精神产生的缘由：不媚俗、不逢场作戏、不逢迎权势、不为名利所诱惑，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一个能发出自己声音的人。“精神自由”和“独立人格”构成了田中禾的文学精神。布罗茨基说：“无视文学倡导的准则而过的生活，是卑琐的，也是无价值的。”可以说，在82年的生命历程中，田中禾先生用了64年的文学创作实践，不断提炼自己的精神生活。这，就是我们今天来纪念他的理由。

■原文刊登于中国作家网

墨白，男，1956年生于河南淮阳，当代著名作家，河南省小说研究会会长，曾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梦游症患者》、“欲望三部曲”等，小说集《爱情的面孔》《重访锦城》《事实真相》《霍乱》《墨白作品精选》《梦境、幻想与记忆：墨白自选集》《癫狂艺术家》等十余种。有作品译成英文、俄文、日文等介绍到国外。

从事文学编辑、批评写作数十年，在文坛上识人颇多，交友不少。有的人曾经过从甚密、朝夕相处，但后来渐行渐远；有的人只是偶尔相识或几面之缘，却心灵相通，成为师生、知交。我与田中禾先生就属于后一种。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田先生是《山西文学》的忠实作者，与刊物保持了十几年的“交往期”。我曾是刊物的一名编辑，与他有着紧密的联系，后来又有数天的接触、交往。就在这书来信往、短暂交集中，我们成了师生、朋友。阅读他的作品、信简，能感受到他纯净、温厚、超拔的精神品格，一脉清泉流到了我的心里。

回顾1985年，那真是《山西文学》的“田中禾年”。而他是河南作家，并非山西作家。我1982年从山西大学中文系调回忻州，在《春潮》杂志做编辑，我和同代人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的滥觞、发展。到了1985年，新时期文学已在悄然分化、变迁。那年5月，田先生的短篇小说《五月》发表于《山西文学》第5期。主编周宗奇特为小说写了一则热情洋溢的编稿手记，曰：“读着《五月》，一股纯真之气扑面而来。最可贵的就是作者完全从自己所观察到、所理解到、所熟悉了的生活出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当今农民的多层次、多色调的生活图画……正是通过这些充满生活气息和泥土芬芳的活生生的图画，使人们在一种美的享受之中，清醒地认识了当今的农村现实。”

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时代，刊物发行量巨大。《五月》像温煦的夏风，在山西文坛、三晋土地上涌动，乃至刮向全国。之后，《小说选刊》转载，《新华文摘》转载；《山西文学》发表雷达的《〈五月〉的感想》，《红旗》刊登张石山的《成熟在丰收时节——读田中禾的〈五月〉》。我当时所在的忻州地区，作家、文学青年都在传阅、谈论《五月》，山西省作协的作家、编辑到各地市下乡，所谈所议也是田中禾和他的《五月》。此前，田中禾已获得平反，进入河南省唐河县文化馆工作，发表了一批短篇小说、诗歌等作品，但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一位外省作家在《山西文学》发表作品，受到如此“厚待”，似乎从未有过。再说山西文学自有其传统，譬如乡村题材、地域特色、跟踪现实等等，《五月》之所以受到编辑、读者的“追捧”，一定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此时我已投身文学批评写作，细读了《五月》，深感这是一篇非同一般、内涵特别的小说。在这篇以改革开放为背景的农村题材小说中，作家并没有一味地歌颂农村的新政策、新气象，而是提出了农村、农民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突破了主流小说的思维模式。小说写了众多不同代际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从城市归来的香雨，作家突出了人物身上混沌的人性特征，即社会性与自然性的胶着与矛盾，使人物显得格外自然、逼真、丰满。艺术形式上则运用细腻、真实、从容的写实主义方法，并赋予自然、人物一种诗情和画意。它是现实主义的，但又突破了现实主义，它是浪漫主义的，而这种浪漫主义又是蕴藏其中的，它甚至有着现代主义的某种内核与色彩。这样的小说，与山西的乡村小说是息息相通的，又超越了山西的许多作品。当时就有论者把田中禾归为新写实小说作家。然而其作品的复杂性，新写实理论也是难以涵盖的。

紧接着到了1986年，《山西文学》第10期推出了田中禾的中篇小说《秋天》，同样是头条，另一位主编李国涛也加了编稿手记，说：“《五月》之后，田中禾毕竟不负众望，再一次为《山西文学》的读者们拿出自己的扛鼎之作，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作者在努力而可贵地突破着自己。”这部小说以年轻考古者在河南盆地发掘汉墓为线索，展示了一个农家三代五口人在农村变革中的不同人生状态与命运遭遇，小说同样用了新写实的手法，斑驳陆离，发人深思。

田中禾是从《山西文学》脱颖而出的，但他也没有慢待自己故乡的刊物，如《莽原》《奔流》等，且没有忘记向全国知名文学刊物“冲击”，如《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他屡屡在这些刊物的评奖中获奖。

1988年4月，姗姗来迟的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揭晓，田中禾的《五月》作为19篇中的首位获奖，山西文学界与河南文学界都对他表示祝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评委宋遂良后来发表文章称，对评委们一致将田中禾的《五月》列在获奖篇目的榜首，由衷地感到欣悦。

我是从1985年开始喜欢上田中禾先生的小说、散文的，只要在报刊上看到，就会悉心阅读，收藏起来。后来得知，他上高中时就出版了诗集；从兰州大学中文系退学，落户城郊农村，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自修功课、坚持写作；特殊的年代，因在给同学的信中针砭时弊而遭难；进入新时期后，重新执笔，一鸣惊人……这些故事给田中禾先生增添了传奇色彩。他的文学作品，既有对现实社会深刻、独特的洞察，又有诚挚、浓郁的文人情怀，还有立足西方现代哲学、文学的形而上思索。他的感情、思想、境界是我格外向往、愿意走近的。

给田中禾老师写评论，是在1989年。那时，我已调到山西省作协，在《山西文学》做编辑。当时我收集、阅读了他的大部分作品，感受很多，也有一些疑问，于是给田老师致信。他很快回复，谦虚地说：“如果你打算就我的东西写点什么，那是你的事业，一则不能不表示感谢，二则也许这种交流对作者是有好处的。一二年前，有几位评论家联系写评论，我多所婉谢，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评。”接着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些创作经历，开列了一个较详细的作品目录。

经过几个月时间的笔耕，我完成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田中禾和他的“人性世界”》，发表在《上海文学》1990年第8期。另一篇是《合金式文学——谈田中禾小说的艺术表现》，发表在《小说评论》1991年第2期。这是我费力较多的两篇评论，对一个作家的深入研究，也使我得到了提高。我把评论的复印件寄给田老师，他在回信中说：“文章写得真诚、扎实而有悟性。”看得出，他对我的评论是满意的。

从1989年到2023年，在30余年的岁月中，我和田中禾老师的交往不过是开会时的几天相处，编辑和作者之间的书来信往，以及节日时通过邮件、微信互相问候，但我们如水的君子之交，是那样诚挚、纯朴、温暖。万万没有想到，2023年7月，向来健康、乐观的他突然因病离世。斯人已逝，每每想起田中禾老师，便会怀想1985年的《五月》之风，那是温煦而又充满力量的风。

■原文刊登于《光明日报》2024年7月19日14版

段崇轩，1952年生，山西原平人。197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历任山大中文系教师、《山西文学》月刊社编辑、主编，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1978年开始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评论研究，著有长篇传记《赵树理传》（合作），评论集《生命的河流》《边缘的求索》《地域文化与文学走向》，专著《乡村小说的世纪沉浮》《马烽小说艺术论》，散文随笔集《蓝色的音乐》等十多种。专著《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有多篇作品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

父亲田中禾是个乐天派，洒脱通透、无所顾忌的人生观，永远保持着少年般的勃勃生气。无论是三十岁、六十岁、八十岁，他的性格从来没有因为曾经遭受过生活的创伤、困顿、褒贬而改变过,也从来没有因为世俗的认同而妨碍了他的觉悟。一辈子自在、独立，由着性子做自己。反而是他身上这种可爱的天然属性，极度率真而浪漫的精神气质更加赢得众人的激赏。

父亲一生作品无数，精通小说、诗歌、散文、绘画、戏剧、音乐，每一项都像他的人生经历一样丰富,透着睿智和个性，每一页都标识着他的天赋和勤奋的品质。重读《落叶溪》，这种感觉“如隔世般的遥远又如昨夜那样亲切”：时光就这样悄然流逝，我离开县城去求学，又辗转回来。我家堂屋上的瓦松依然如昔地苍苍郁郁，灰色旧砖销蚀了墙角，门前石板多了一些不为人觉察的滴水孔…..

这几行不紧不慢的文字将一个美好的少年运送过来，退学后的他是带着幻想和自由回来的，而事实上他内心尚不那么超拔，强大。家的温暖，如同百柔之水消解着他孤独的处境。这本书中的很多描写让我感觉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诗情态度和不为世俗功用的本性，无论时光流逝多久，他都是这样一个独异于人的存在。

现在阅读父亲，仿佛是在做一件类似挽救的事情，随时随地,内心都在承担着被他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瓦解的脆弱。

翻阅，确信我与他的精神和灵魂交织交融着的那种翻阅，他如雾岚一样飘来飘去，又因为他文字的色泽、质感而无比清晰：有一年，母亲带我到乡下去，我看到有一块地，全种着鲜花。微风吹动，阳光明丽，田野里的花美极了。红的，紫的，白的，摇着轻盈的花瓣，像薄绢……罂粟花太美了，它能孕育出那样奇妙的果实，使人迷醉……

又是明亮的底色，类似天性流传，让我感受到了温度,感受到了可触摸的娇艳形状，香气扑鼻而来。在平凡的生活中，父亲总是能以极为艺术的方式展露世界，沉浸式地体验和世俗一样又迥然有别的生活，连呼吸都那么细微均匀。以至于所有与他相关的蛛丝马迹都能重回到原先的光晕中,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确切,越来越孱细。

这块曾带给父亲温柔与生命启发的田野，在同样的位置上也收藏过我的生命气息。也不知道这块田野是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平地峥嵘的广场，也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将他的那种骑车追风的兴致传达给我的。大约也是一个夏天的某个黄昏,（膝盖上磕碰的疤痕是欢快的证据）父亲带着年仅七岁的我在广场上学骑自行车。那时我瘦小的身体尚不及车把高,硬是斜着身子，将小腿穿过横梁下的空挡，努力去够脚蹬子。彼时，二八自行车对于我来说是那么的庞大,由于父亲半弯着腰握定了后车架，便妥妥地将我的身心都撑了起来。

一股凌然之势俨然驾驭了这匹小野马。蹬！大胆地向前蹬!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已悄然撒手,站在距我几十米远的地方大声喊话，我当即心神发慌，孤立无援地就地倒下。这是我有记忆以来，和父亲第一次精神合作，构成了异常富足的灿烂和隐隐约约的腾跃。数十年过去，很多环境都变了，再想起发生在那个曾经赖以生存的小县城的一些情景，内心依然激动。而父亲给予我的与生俱来的安慰感和安全感,其中所包含的爱意也愈加浓烈。

多少年来，无论世俗的价值取向如何改变，父亲始终是一个肉体明亮，精神饱满的人，我知道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有趣、智慧的性格，归结于他的爱好和坚持。日复一日汹涌的时光中,他的人格和耐力一路互相衔接，是真正属于那种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的人。回忆在底层生活的年月，他这样写道：我很怀念那段拉车子的生活，装上货，架起车把，毛驴就会非常懂事地绷紧套绳，四蹄子叩地，直着脖子向前拽。汗水无管冬夏，痛快淋漓地淌过被太阳晒得如同铜铸般的脊梁，在俯身蹬直双腿的时候，胸中就有豪气冲出，让人忍不住呼喝唱歌，无穷尽的路便无忧无愁从眼前转动到身后。

忘不掉温凉河的沙滩，白花花一片，在河里洗过澡，躺在沙滩上晒日光浴…….懵懂记得父亲这段生活，也是父亲必须安命于斯从而给予家人的生活。苦日子总是那么具体而漫长，一样的困顿面前，他并没有让自己卑微、焦虑过。即使生活再残酷，他还是会说“生活是莫大的喜悦，而不是含泪驯服”这样的话。这是他给予我的收获，在穷困潦倒之时并不怨天尤人，在困境中依然正视现实，活得那么自然随性，活得灵性而有尊严。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保护自己的心情和健康，人要学会适应外界的一切变化，包括苦难。

虽然苦难被他视作是日后为写作提供的一笔财富，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从不喜欢诉苦，偶尔被家人或故交提及，他会无限地缩小、淡化它：都过去了，重要的是人要向前看。他说，苦难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不希望年轻人去尝试，幸福才是他们该有的常态。

对生活如此，对文学的态度亦然。他输出的教益更多是针对自己，自省的言语之中从不谴责谁：将文学低谷的责任一股脑推向社会、经济、商品、时代，从而对文学衰微持以无奈愤慨的情状，印证了作家内省意识薄弱。

有些话即便是说给别人的，有很多人在场，他发出的每一次拷问往往也是先指向自己，痛快、淋漓，说来就来：是为文学而文化，还是将文学作为达到某一功利目的的手段？

这是他几十年前就展开的自我剖析，涉及到作为一个作家，文化人格够不够丰富，够不够强旺和博大等等，总之，凡是作家应该反思的问题他从来不避讳。可以说，在当代作家中父亲的才气不一定是一流的，但勇气和坦率的程度却是罕见的。

父亲同样是一个珍惜现世安稳的人，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印象中只要我进家门，只要看见他，一定是在阅读中。他著述丰厚，思维敏捷。年逾80，仍保持着不竭的创造力。但他却从不以文学翘楚自居，遇到“大师”之类的过誉言辞，每每以风趣幽默化解：“大师是骂人的。我要是大师，李白杜甫是什么呢？”关键时刻，他的真诚和谦逊，总能派头十足地笑着完成某个场面的夹击，完成某种情绪的卓异性。

如此任情恣性的父亲，不仅让我感到了荣光、安宁和可靠，还为我提供了镜子，得到了警示。最最重要的是，来自父亲的经验是唯一的，比世上任何一种语言容易理解得多，且无可替代和置换。

有人说父亲健全的心态是他维持较长创作寿命的原因。说来只能算作原因之一。因为再健康的心态都不可能百毒不侵，不可能因为你心态健康痛苦就消失了。只不过父亲的处理能力，因高出许多一般经验而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直到父亲感染新冠前夕，这个无论顺境逆境对生活都怀着期冀的人，在我的印象里，从来没有记忆模糊，走路不稳的时候，在他的世界里也从来没有过可怕的沉闷与沮丧。他想写东西就能多思而敏于行动，落笔清晰，文学就和他互为生气。一种生命状态一贯在时间中不急不徐地运动着，清修、参悟，持久地沉浸于出奇的遐想、语言秘诀和旷达之境：

我对人类前景持达观态度。大宇宙在运转，文明将不息地发展，如果有朝一日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的不息掠夺使地球毁灭，那么，也许人类转移于其他星球，也许人类与地球同归于尽。那也不怕，大自然会再造一个地球再生出人，文化还会产生，循着“洛伦兹蝴蝶”的轨迹运转。如此而已。

如今，不得不说父亲的所有作品作为他存在且永恒的证据对我形成的心理支撑是空前绝后的。如今，白昼，厚厚的阳光堆过来静静地抚摸着父亲书柜里每一本书籍和文稿，与笔筒中的一把毛笔、几个相框、汝瓷钧瓷摆件互握互尊。猫咪豆豆照旧卧在父亲书桌的右侧，长久陪伴的姿势丝毫没有挪动的意思。像往常一样，望向那把椅子，等着父亲坐下来，它才觉安心。就这样，久久地来我沉湎于父亲的书房，像连续的理疗，不做任何撤离。仿佛听见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如果你生活得过于沉重，感受到了孤独和痛苦，那就想法寻找些无聊，比如打打麻将，种花、养鸟，养个宠物，看看相生小品、练练气功、书法，……如果你受不了无聊，不妨想想地球，想想人类，想想人世的不平、人性的缺陷，真正投入地去爱一次……

■本文河南文学杂志公众号2023年07月26日首发，后被多家报刊转发。

张晓雪，笔名晓雪，女，河南唐河人。诗人、评论家，《莽原》杂志社副主编、编审，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会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毕业于郑州大学新闻系， 在《诗刊》《星星》《十月》《作品》《上海文学》《南方文坛》《江南诗》《诗选刊》等海内外文学杂志发表诗歌文学评论数百首（篇），获奖数次。著有诗文集《醒来》《落羽翩翩》《画布上的玉米地》《石壁与野花》，论文集《编辑与发现》等，并以英、法、日、 韩等多种语种入选海内外多种文学选本。

想来想去，还是做中国人好。中国人总能轻松地活着。因为中国人拥有一把消解一切痛苦与沉重的万能钥匙——看破。无论怎样艰难而不可逾越的精神危机，一经看破，万事皆空，一切便都不必当真。世上的事，不就这么回事吗？许多论家认为中国人缺乏幽默感，那实在是小瞧了我们最可骄傲的传统文化。

西方人的幽默是小幽默，不过言谈风趣、妙语机警，中国人的幽默可是大幽默，大风范。大到世界末日，小到失窃失恋、战乱饥荒、杀人放火、欺凌强霸……一个笑话，化为乌有，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日子如什么也不曾发生似地继续行云流水般轻松流去。中国人的超凡脱俗，中国人的高雅，正在于中国人特别看重自己的日子，看重实际而鄙夷幻想。对于一个深得中国文化堂奥，修炼到家的人来说，激情与幻想毫无疑问是五根不净尚未看破尚未超拔，是心智不健全的神经质的可笑的颠狂。对于一个看破世事的中国人来说，有什么能比轻松的日子更重要？有什么比破坏自己安逸的心境、平静的节律更要不得？以我们的超逸来看苏格拉底、哥白尼、伽利略，他们的迂执真是好玩儿极了。我由不得想到斯万的爱情。爱到那样认真、投入，爱完全变成痛苦，实在划不来。爱不是为了快活为了玩儿？不是为了轻松、自在？世上哪有真诚的爱、不渝的爱？他竟看不破。可怜可笑的斯万！

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能如中国人这样热爱逗乐艺术，善于开心?以致于没有相声小品的晚会就算不得晚会，十一亿人会食不甘味。节目主持人只要善于插科打诨就能誉满神州，成为大名人。电视台煞费苦心弄来的西方幽默大师作品反而使我们莫名其妙，不明白外国人为什么那么爱笑。在我们看来，那些节目实在没什么可笑之处。大约由于他们把幽默也当做艺术，太过认真，遭到把什么都不当一回事的中国人的奚落也就活该。他们不知道我们早已超越了幽默。看破了幽默。我们的笑星只用学一下没牙齿的老奶奶的洋相就能身价百倍家喻户晓，因为那才是脱尽了文化背负的洒脱。我们潇洒，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神圣庄严，没有什么不可以让我们玩笑。

中国人不怕困难，因为知难而退是大智大勇的表现；中国人不怕失败，因为我们从不失败。三十六计走为上。在我们的哲学里，遁逃是睿智、成熟、高超的智者境界，而勇往直前、执著追求是不识时务迂腐书生的狭隘盲目。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我们这样拥有为退却者准备的如此丰富博大源远流长的哲学天堂。现代文明与科技的发达使崇尚创造、欲望、个人奋斗的西方哲学陷入危机，在艰难激烈的生存竞争、发展竞争中疲于奔命的西方人，发现他们没有退路没有后方。

回首东望，在速度与力的旋转中漂泊，东方哲学无疑是洪水中的诺亚方舟。他们不能不羡慕我们有老庄，可以骑驴出关，梦变蝴蝶，以清净无为把人性中为害最烈的创造欲望消解为百柔之水。无怪乎大历史学家哲学家汤因比在研究了一生世界通史，对地球上各民族的宗教、哲学、文化做了比较之后，在垂暮之年，很真诚地说：“我的愿望是希望自己出生在中国的新疆。”大约这位洋人觉得自己太累，想仿效老子。可惜终于无关可出，只能抱憾终生。我们还有发源于南亚却被中国人升华了的禅，比老庄更厉害更彻底。老庄还有隐而显的用心，柔是为了克刚，无为可以无不为。而禅则干脆把生命激情皈依于虚静圆寂、坐忘、止念，一经入定，七情六欲，恩恩怨怨一了百了，人活着早已升天。西方人向来信奉人的祖师查格留斯是天神宙斯与人交配所生，被恶魔提坦吃掉，宙斯以雷电击毙提坦，灰烬中生出人。他们几年来苦于无法净化人的原罪，只能承认人是神与魔鬼的混合物，难以从这痛苦的认识中自拔。而我们的禅只用轻轻松松地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便一下子使东方哲学的智慧高超了一个层次，什么原罪呀现罪呀涤罪呀，真是庸人自扰，一入禅，万事万念皆休，什么麻烦都没了。

长篇小说 《十七岁》

田中禾 著，花城出版社

即使以入世为责任的儒教，也为进取者随时准备着方便的退路，忠恕本来就教我们不要锐意逼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无异于出关的豁达明智。

与丰富强大的逃遁哲学配套，中国人修身养性的手段足以令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叹为观止。基督徒的修道，佛教徒的持戒，伊斯兰的五功都带着严格的宗教仪式性质，而中国人的修炼却是一种非宗教仪式的民族精神。它已经成为我们不再自觉为哲学、文化的生活观念，上至帝王卿相士大夫，下至贫民盗寇三教九流；从治国平天下、文治武功，到持家处世交友、饮食起居、言谈举止，无不在修炼之列。性生活一经纳入房中，迷乱颠狂的情欲遂升华为阴阳采补的方术，性爱激情便成为超然的艺术操作，譬若高山流水。不惟坐、立、行走，更有呼吸学问俨然世界一绝。面对这种无所不能，外国人愚昧到了极点。他们竟然不懂吐纳六法，不知道“吹以去热，呼以去风，唏以去烦，呵以下气，嘘以散滞，泗以解极”，当然更不懂怎样的呼吸通哪一经，治什么病，更难以理解千里外治病灭火这样的奇迹。

大多数中国人未必要成仙得道，但修身养性，确是我们从世事纷纭七情六欲的纠纠缠缠中逃遁的好去处。有才华有雄心的人借此韬光养晦，藏锋避芒；得意者养精蓄锐修养风范，失意者诗酒自慰以求心理平衡。保全实际利益，保护身心健康，修身养性，清心寡欲，实是最明智的选择。

有哪个国家能将一部上古的占卜手册变成世世代代疗治心理创伤的民族的天书？做学问的人三生五生研究周易哲理，永远有文章做；谋生者祖祖辈辈占卜卖卦，永远有饭吃。到了九十年代，升官考学，经商打工，出门居家，婚嫁病丧，求问文王八卦，成为时髦时尚。

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比起西方人玩命似的跳岩、攀壁、冲浪、赛车……显然既经济实惠又文明高雅。中国人不需要健身房。我们的修炼是“以身为炉，以心为鼎，以精、气为药，以神为火”。这还是修炼中的下乘。上乘以天地为鼎炉，最上乘以太极为炉，太虚为鼎。这便是我们的气魄。

西方人的悖论在于，他们一面不断提醒人们的原罪意识，一面又千方百计调动人的欲望，张扬人的活力。他们的健身只能使他们精力更加过剩，欲望更加活跃，激情更加强烈，幻想更有鼓动性，使每个个体更不安分。而我们的修身养性却是朝着更高层次的道德水准努力，我们修炼，是为了使人的冲动归于平静，人的幻想成为空白，人的生命活力降低到冬眠状态。西方人写字，重视于字的意义；中国人写字，把字的意义消解为消遣自娱的形式。书法，恐怕也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堪称另一世界之绝。文字不再是思想、语言的符号，而成为一种技法、技巧、游戏。文人士大夫在龙飞凤舞中宣泄掉自己的情绪，这情绪便不必在人生情愫中为害。字已失去它的本意。观赏性使书写的内容变成生活的装饰，字里表达的意思倒是不必当真。那只不过是为了写给人，装裱了挂在那儿看。或是为了平复自己的凡俗之念，借以跳出三界，清净五根，颐养天年。书法，在当前人欲横流的时代，对于中国人陶冶性灵、保持静态，葆有东方雅士风范实在是功大矣哉，书法与古典诗词联姻，尤其能使中国古老纯朴的传统文化不必成为遗老的玩物。

造物造山，使其崔嵬；造海，使其浩荡；造花草，使其多彩多姿；造兽，使其剽悍。造人呢？使其幻想澎湃，激情恣肆，生命活力强旺。当我们高雅而潇洒地遁逃时，生命承受之轻松会不会使我们白来人世一遭？我想，修炼到家的人对这样的发问必然只有淡然的一笑。

■原文刊登于《随笔》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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