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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越人的血脉及其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的《鲁迅全集》第9卷，由两部作品组成，一部是《中国小说史略》，另一部是《嵇康集》。

这部《嵇康集》，在鲁迅搜集整理的诸多古籍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陆续校勘的时间最长——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长达二十三年，几乎跨过了他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而且所耗精力最巨，前后校勘十余次，亲笔校勘本五种，抄本三种，以及《嵇康集考》、《嵇中散集考》、《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和为《嵇康集》所作的《序》《跋》等手稿。

两个会稽人，相隔一千六百多年，却通过《嵇康集》，让我们感到了他们相互温暖的体温。为什么?到底是什么让一千六百多年之后的鲁迅，对其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与喜爱?细细地体会，就能知道，是嵇康身上体现出的越人的一种精神，在鲁迅的心上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这种越人的精神，因为鲁迅的存在而更加丰盈、更加鲜活而具体，并因为烙着“鲁迅”的生命而使其更加具有现代性，并成为当下中国最为急需的精神与思想的财富。这种越人的精神，便是对于压迫与奴役的反抗专业炒股配资网站，便是对于已经定于一尊、并成为统治者工具的儒家思想的反叛，便是基于生命尊严之上的独立地思考与对于自由的不懈地追寻，便是要在这无声的黑暗中发出独自的声音与呐喊。

就是这个嵇康，敢于独立于炙手可热又野心勃勃的当权者司马氏，不合作，不献媚，且能够在冷眼里满蓄着轻蔑。那个出身名门、因投靠司马氏而做了大官的钟会，则更让嵇康鄙夷不屑。美服高车随从如云又能如何?高大俊美的嵇康照样与向秀光着膀子在自家的大树下，旁若无人地锻铁。危险，包括生命的危险，敏感的嵇康是感觉到的。但他并不因为危险而低下高贵的头颅。就是在他因钟会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诬陷而被司马氏押赴刑场的时候，自由的嵇康仍然不作妥协不去低头更不求饶，只是从容地在刑场上弹完了那曲绝唱《广陵散》。

鲁迅当会反复回味嵇康“《广陵散》于今绝矣”这句刑场上的临终遗言吧?他不愿意嵇康的文字也如这曲《广陵散》一样成为绝响，所以在二十三间，他孜孜矻矻，一直在裒集校勘，“第欲存留旧文，得稍流布焉尔”(鲁迅《嵇康集·序》)。同时也让这样一个极其稀罕、极其宝贵的有着“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形象，屹立于奴役已成传统的中国的大地上。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种闪耀着独立精神的“师心”与“使气”，不正是越人、尤其是越之士人的精神所在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到这段话的时候，心上是铺满着悲凉的。

鲁迅先生1932、1933两年的杂文，结集出版时题名为《南腔北调集》。他在《题记》中说：“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不入统治者之调，不入帮闲帮凶或曰“正人君子”者之流，坚持独立的自我，坚守在野的布衣本色，这也是越人的精神风貌。

虽是南腔北调，鲁迅并不孤独到只有自己。早在四百年前的明代，就有他的一位名叫徐渭的乡党，也是一个“南腔北调”之人呢。听说在他的绍兴故居青藤书屋里，挂有他画的《青藤书屋图》，还亲自题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这个“南腔北调人”，即便是在穷困潦倒到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晚年，也耻于与官僚为伍，更是拒不为官僚作画(想想我们的当下，多少“名家”的画尽入官僚之手)。

两个“南腔北调”之人，有着共同的孤傲不羁的个性，并因为社会的黑暗而让各自的内心充满着悲愤与苦闷。一个让自己笔下的“狂人”，从“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上，看出了这个专製社会的本质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狂人日记》)一个则干脆就直接被悲愤与苦闷压迫成了自戕的疯子。鲁迅让孤傲而反叛的灵魂化而为文，成为不朽的《野草》，虽然“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但他仍然固执地“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野草·题辞》)。而徐渭让这种不容于世的孤傲而反叛的灵魂化而为诗，成为呐喊的野葡萄，“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诵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扔野藤中”(《题葡萄图》)。

秦朝以降，我们有着太长的专zhi历史与专製传统。在春秋战国与五四之间及五四之后的两千多年“大一统”的皇权专政时期，维稳便成了所有皇帝的根本国策，其维稳的最主要措施，便是禁锢心灵，禁止自由发声。光是文字狱——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其数量之多时间之久案例之奇，就创下了世界之最。

于是，我们不仅没有自由言说的土壤，也因为缺乏土壤而没有了自由言说的传统。五四的自由言说，本应是能够建立传统的伟大的文化、思想、精神的解放运动，可惜还没有来得及确立及深化，便已被中断与湮没。孟子的时代，知识者还能对立于统治者，发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铿锵之音。而“现代”、“后现代”的当下，却只能陷溺在争权夺利、自奴奴人的泥淖里，让犬儒哲学大行其道，从而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必备的批判的立场。

长期、酷烈的专製统治，不仅让我们丧失了人的平等与尊严、民主与自由，更让我们人的心灵与精神起了带有基因性质的病变与异化：这便是奴役与奴性。我们的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里，也便有了严重的缺失与缺乏——再也难以寻到粗壮的灵魂、强健的精神、柔软洁净的心灵与独立自由的思想。

七十多年来我们的北方近邻，那个曾经是我们亦步亦趋仿之学之的“老大哥”，曾经与我们一样遭受过暴政的蹂躏。但是他们就是在斯大林统治的恐怖时代，也是层出不穷地站起着反抗者，发出了独立的、揭示真相与真理的声音。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而他们的前面更是有着一长串可以辉耀世界的名字：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

我们有苦难，却没有能够发出独立声音的作家与思想家。也许我们的大网更为严酷与细密?但这终究不是理由。那个索尔仁尼琴，是冒着生命危险写下《古拉格群岛》的。

此外，更有经济大潮的侵蚀与裹挟，更将本已孱弱的精神变异得丑陋不堪，被迫或主动地放弃了自己自由言说的权力与能力。民间思想家王康说，“我们没有西方的自由，也没有俄国的神圣”。

立国先要立人。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里渗透着奴性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会处于危殆险恶的境地。因此，我们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里，亟需融入粗壮的灵魂、强健的精神、柔软洁净的心灵与独立自由的思想。而这些的重建与获得，我们是有着榜样与源泉在的，这便是上个世纪的五四运动，这便是鲁迅与他所代表的越人的精神。

鲁迅的一生与他的全部文字所表现出的思想高度与精神境界是一致的。学习他继承他就是要学习继承他的思想与精神。

对于压迫者的反抗、对于这个专製制度以及维护这个专製制度的思想与文化的批判，贯穿鲁迅的一生与他所有的文字。北洋军阀政府，国民政府，以及左联的那些只知挥舞鞭子的“头头”们，鲁迅始终坚持着反抗与批判。他与章士钊的斗争，与胡适、陈西莹及“第三种人”的斗争，与创造社、太阳社以及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彭康、钱杏邨等等的斗争与论战，都是前一种斗争的延伸与深化。在统治者的围剿与“左翼们”围剿的双重围剿里，鲁迅先生或者是主动冲锋，有些是被迫应战，从来也没有退缩过。

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鲁迅总能站出来，说出真相，表明态度，绝不含糊。尤其是在统治者挥动屠刀滥杀无辜的时候，教导劝说青年们讲究“壕堑战”以保存自己的鲁迅，甚至会赤膊上阵。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龙华枪杀了五位青年作家，被通缉着、挈妇将雏正在逃难的鲁迅，还是在深夜里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京屠杀了48名徒手请愿的学生，屠杀了，还诬蔑这些个受难的学生为动乱的“暴徒”。已经列在暗杀黑名单前列的鲁迅，毫不退避，蘸着血泪点燃的怒火，连续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等一系列文字。这些文字，我每次读都会让心里燃起呼呼的怒火，让眼睛里溢着痛苦的泪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记念刘和珍君》);“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无花的蔷薇二》)!在这篇《无花的蔷薇二》的末尾，鲁迅还缀着一句话：“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也许鲁迅会想到当年司马集团对于嵇康的杀戮。当时是有三千学子集体联名援救嵇康的，他们公然反对司马集团，声援被判死刑的嵇康。虽然残忍的司马集违背民意，还是杀害了嵇康，但是握有兵权的司马集团毕竟没有加害三千学子。一个“最”字，还表达了鲁迅的震惊。只是这个“最”字，鲁迅用得并不妥当，历史证明，专製体制下的黑暗，只有更黑，没有最黑。

这些文字，是需要常常地重温的。重温的，还有鲁迅的精神，鲁迅的这种敢于说出真相从而也是说出真理的精神。

五四时期的后半叶，虽然有国民党的严酷统治(或曰一党专政)，自由空间到底还是或大或小地始终存在着，犹如落潮的海滩上遍布的螃蟹之类海洋动物呼吸的孔。这些呼吸孔洞的出现与存在，不仅是时势使然，还是知识分子不懈抗争与争取的结果。其间也有鲜血的横流与痛苦的折磨。想想我们的鲁迅，尽管用了一百八十多个笔名，才骗过躲过国民党文字鹰犬的眼睛——但他终究还是将数百万带着芒刺的文字发表了出来。鲁迅如果早早地去了延安，或者活到一九四九之后，还能够发表这些带着芒刺的文字吗?一篇《野百合花》就已经让王实味命丧黄泉了。伟大领袖不是明白无误地说过，鲁迅如果活到四九年之后，不是闭嘴就是蹲监狱的吗?作为冲破专製罗网封锁的先驱，鲁迅的独立发声与呐喊，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无疑有着非凡同寻常的意义。

我常常地想，鲁、越两地相隔数千里之遥，常常被供在庙堂中的儒家文化与常常被疏离于民间的越文化，更是有着泾渭的分界。但是从中国的当下与未来计，以鲁迅精神独立于世的现代越文化，或者更加有着急迫的现实意义。

《现代汉语词典》对“圣人”条目这样解释：“旧时指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如孔子从汉朝以后被历代帝王推崇为圣人。”

的确，孔子几乎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中国圣人。但他确确实实是被历代帝王和帝王的奴才们推崇起来的圣人，是统治者为统治大众而树起的“典型”。他们认为立下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再来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江山就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了。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至于老百姓知道孔夫子是“圣人”，“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两千年间，“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孔夫子坐稳了圣人的位置，这不能不是中国的悲哀，不能不是中国老百姓的悲哀。

中国呼唤民众的圣人──那种完全为了民众而又有最高尚的品格、最高超的智慧的人。

中国毕竟还是是幸运的，就在中国的民众最需要的时候他来了，这个人就是鲁迅。

他是中国新的时代的长子，崛起于专製王朝彻底塌毁之际，并于无声的中国，发出了第一声呐喊。从此，在风雨如磐的中国，他挥动如椽巨笔，成为积弱积辱的中华民族最硬的脊梁和灾难深重的劳苦大众最大的代言人。一面是对民族的敌人和人民的敌人的空前的战斗，一面是对民族与民众病根的解剖、诊断与疗治，当然根底上还是重如山岳的爱。

能够货真价实而又彻底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中国能有几人?难怪正受着国民党一党专製之苦的毛泽东这样充满激情地评价他：“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的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孔子与鲁迅，中国两圣人，一个代表着中国专製制度的开始，一个站在这个专製制度的末尾、呼唤着中国民主与自由时代的到来。检视两位圣人在现代的遭遇，似乎能让人摸到时代细微处的本质，感到时势具体的阴晴冷暖。

两千年里荣耀到无以复加的孔子，上个世纪里的确有些背时了，特别是“五四”时的“打倒孔家店”，真正的让其圣光扫了地。但是背时的圣人却也着实地热闹过几回，袁世凯、张勋、“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以至蒋介石，都曾让孔夫子容光焕发过。

和孔子的热闹对比着的，倒是鲁迅先生的碰壁与寂寞了。在北京被北洋军伐通缉，被列于暗杀的黑名单，几经躲避，不得不抛下老母亲南下;落脚于上海，又遭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又被列于暗杀的黑名单，挈妇携子东藏西匿，直至带着“通缉”之名进入坟墓。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四日，从沪西万国公墓起出的鲁迅先生的灵柩，由宋庆龄、茅盾、许广平等人扶着，被隆重地安放在上海虹口公园内花岗石砌在的新墓内，灵柩上依然覆盖着写有“民族魂”的大旗，只是由原来的白底黑字改制成了象征胜利的红旗。墓前的巨大墓碑上，横题着毛泽东手书的“鲁迅先生之墓”六个大字，墓碑下面放着中共中央敬献的花环，上面写着“鲁迅先生永垂不朽”。地下的鲁迅当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朋友与学生的胡风等人，此时已被推崇自己到无以复加地步的“人民领袖”打入到十八层地狱。

据说孔子又在热烈起来。庞然的孔子铜像曾在首都最大的广场上出现过一些时日;政府出面的每年一度的曲阜祭孔大典，其场面的宏大与热闹、肃穆与庄严，都是空前的;而政府花巨资兴办的孔子学院听说也已经“遍布全球”。而我们的鲁迅先生，却在冷落下来，不仅学校的课本里在减少着鲁迅的分量，甚至在最该理解鲁迅的知识分子中，也在流行着一种贬诋鲁迅的“时髦”。

这不得不使我们警惕起来。

好在世界进步的潮流浩浩荡荡，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趋势也已经不可逆转;好在鲁迅精神总会在暗夜里燃成不灭的灯盏，点亮着也温暖着后来者与坚守者;好在这样的后来者与坚守者，前仆后继，正将鲁迅精神的种子，在中国的大地上执著地殷勤地播撒着——“2013·绍兴·鲁迅与越文化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六十多年里，在当代中国，还有两位或与鲁迅相通或受到鲁迅精神滋养的会稽人不应被我们忘记。一位是马寅初，一位是张中晓。

马寅初当然大名鼎鼎，不仅因为他是“新中国”的首任北大校长，更因为他在最高当权者的反对面前的无畏与坚持，无畏地坚持真理。这是在1958年，残酷的反右之后，他向中央提出反对的意见：“新人口论”和“综合平衡论”。前者反对不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后者直指“大跃进”，而两者的意义，更在于以民主精神对个人专权提出挑战。这不能不迅速地引来了围攻，他更知道这些围攻的背后，站着伟大的领袖。他深知必遭灭顶之灾的后果，但是孤立无援的马寅初，没有稍退，且表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实践与时间都已证明，真理握在马寅初的手里。握有真理的马寅初受了无穷的苦。受了更大更深痛苦的，是中国的民众。

另一位特立独行的当代会稽人，很少有人知道，他叫张中晓，绍兴昌安门外恂兴北人，笔名罗石、孔桦、甘河，一生阅读鲁迅的著作。1955年5月因胡风冤案牵连，被作为“反革命嗅觉最灵”、“最反动的暗藏反革命分子”、“胡风集团骨干分子”逮捕入狱。因病保外就医后于病中拼命读书写笔记，分集为《无梦楼文史笔记》、《狭路集》与《拾荒集》三种、三十万字。约在1966年尾或1967年初去世。

林贤治先生在《读顾准》一文里说：“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间，知识界几乎只有两副大脑在掘进：张中晓和顾准。”

林贤治说的这个“知识界”，当然是中国的知识界。在这个“三十年间”里，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几乎所有的大脑都被情感的洪流所激荡，或被规定着裹挟着、或自愿地竞赛似地做着同一个关于“伊甸园”的美梦。

直到美梦尽成噩梦，蓦然回首，才看见一柱名叫张中晓的砥石，虽伤痕叠加，寂寥凄怆，却扎地指天，独立冷静，清醒异常地洞察着当时的社会与人心、流逝的历史和无尽的未来。还如浪潮退去，流沙上只有两行脚印，犹如大睁着的眼睛，不为潮流所动，不惧流沙的灭迹，坚守着亲见的真相与心灵深处直达事物本质的颖悟。

像当年鲁迅感到着没门没窗的“铁屋子”的窒息一样，他这个鲁迅的同乡，也发出着战叫与呐喊，虽寥落却锐利，直中要害。

是的，当960万平方公里的大陆都在做着一个神话般的美梦，并将这个庞大的美梦系于一尊人造之神的时候，惟有这个年仅三十来岁的思想者，坚韧地醒着，无梦，哪怕在癫狂而又粘稠的深夜里。即便貌似囊括了全部真理的喧嚣，也不能丝毫动摇他真实而又孤独的谛听。

张中晓当然是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而罹难、被判刑、遭封口。他热爱、亲近并理解胡风(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热爱、亲近并理解战斗者的鲁迅，而胡风正是1949年后鲁迅精神的代表者)，就是在胡风遭受最高当局指挥下的批判之时，这个几乎是孤儿一般的青年，仍然或者更加地热爱、亲近并理解着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胡风。但是即使是这种热爱、亲近与理解，也不能左右他的独立思考。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时间开始了》，对领袖倾心歌颂，也对新的政权表达归附向往之情的时候，无依无靠、默默无闻的张中晓却对“社会秩序”表达着直白的怀疑与审视，说“这个秩序逼疯了无数的人”(张中晓1950年8月15日给胡风信);并以一个思想者的头脑，否定被整个文艺界、知识界奉为圭臬的理论与讲话，称其为“能屠杀生灵”的“图腾”(张中晓1951年8月22日致胡风信)。

两千多年间，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当然是专製制度(或曰极权体制、一元体制)。专製总在制造效忠，效忠总需要名目，而且常常是神圣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名目。早在半个世纪前，这个绍兴的张中晓，便直击肯綮：“特权与谎言是一对玩弄的伙伴。……一方面肆无忌惮地虐待别人，而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狭路集一·九一》)所谓“名目”，大多是愚民欺世的谎言。迟至半个世纪后，我们还在“稳定”的框架之下，仅仅喋喋于“腐败”二字。

于是便有了生命的轻贱、人性的畸变(“人成为畜生”)、人道的罹难、道德的沦丧、精神的模具化和汹汹赞唱中的坟般的喑哑。这是果，那么因呢?“还是这个张中晓”(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所写编者按中语中对其称谓)，以一个先觉者的眼睛，洞若观火，为我们根究底里——遍施“千百种蛊惑与恐怖”，令“无数软弱者沉没”(《拾荒集一·五十》);用“权力的灾难”，亦即物质的专政与精神的专政，褫夺所有的“个人自由”(《拾荒集一·五十六》);对于异议者或者拥护不够积极者，则“剥夺他的一切力量，使他仅仅成为奴隶”，“首先必须剥夺人的人格(自尊心——中晓加)”(《拾荒集一·五十八》);“在抽象的‘工农兵’和庸俗的‘爱国主义’的包庇下，多少有生力量受到了摧残?”(1951年2月14日致胡风信)。

受害面积最大的，当属青年，尤其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1600万知识青年。张中晓有幸在“文革”的开始年代就离开了这个疯癫的人世，可他早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就有着沉痛却又饱含悲悯的剖析，今日读来，仍然让人惊惕不已：“没有人生经验的少男少女们，多么容易受魔鬼的欺骗，被假先知所诱引，成为烤祭的牲畜。”《拾荒集一·三六》)

“文革”结束至今，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他的思想，仍旧以其深度与胆魄，显示着罕见的力量与光芒，一种与鲁迅精神遥相辉映的光芒。在思想与精神领域，张中晓批判的锋芒，从来没有凝滞过、彷徨过。面对荆天棘地，他不歇地开掘自己清醒灵异的心灵与大脑，让“五四”与鲁迅的河流曲曲折折地在此流过，手中的毛笔便在旧帐本和学生练习本的空页上，为我们后来者留下了堪称独步的思想遗产。没有体系，又不见天日，却因为思想的深透而每每挑破现实的画皮，并由此在主体意识形态的荒漠中，长出散发着人的气息、跃动着人的血脉的野草与野花，为空寂乏味的时代与人间，留下一点生趣与绿意、希望与热情。

张中晓至今还鲜为人知。鲁迅先生也在遭到着或明或暗的冷落与歪曲。甚至在流落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流行起一股否定鲁迅、告别鲁迅的风气。但是，作为越文化的集中代表的鲁迅与鲁迅精神，却是抹杀不掉也无法忽略的，因为我们当下的中国，十分需要这份丰厚的遗产。这份遗产既是流，又是源。比如我们今天在“鲁迅与越文化论坛”的讲台上自由地发言，就是听从了鲁迅先生的教导：“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对于压迫与奴役的反抗，对于已经定于一尊、并成为统治者工具的儒家思想的反叛，基于生命尊严之上的独立地思考与对于自由的不懈地追寻，要在这无声的黑暗中发出独自的声音与呐喊——鲁迅精神——不正是有着奴役传统与烙印的中华民族性格重铸时所最需要的吗?